侣行·索马里 穷到只剩AK的国家
2015年7月26日，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，半岛皇宫酒店遭到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。中国驻索使馆位于酒店内，正在馆内办公的中国工作人员，因伤势严重医治无效不幸去世，另有3名使馆工作人员受轻伤。
一名中国外交官在网上发布了几张现场照片：绷带缠绕、处处带伤，依然衣不卸甲、钢枪在握。馆舍虽被炸烂，却依然是要用血肉之躯去守护的阵地。
这是最真实的现场，最真实的外交官，最真实的外交生。向所有曾经和正在战火中、疾病中、恶劣自然环境中为共和国坚守外交一线的外交人员们致敬 。
2014年，中国情侣张昕宇、梁红就曾前往充斥着战争和死亡的索马里，见证了恐怖之城的真实一面 以下日记，节选自图书《侣行》，讲述两人在索马里的真实经历。观看更多视频，请在优酷土豆搜索“侣行 索马里”。
1. 恐怖之城的见面礼 我叫张昕宇，老婆叫梁红。我们以前是商人，因为种种原因，决定放下生意，环游世界——赚钱不该是生活的全部， 索马里是我们环游世界的第一个选择。2012年4月，等待几个月，我和梁红终于拿到了索马里一年多次的往返签证。看着手里的签证纸，我们愣了：签证号是01到02号——我们是这一年里头一波去索马里的中国人。
办签证时，索马里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几次问我们：那么乱，你们要去干什么？ 梁红回答：我们想了解真实的索马里。 大使馆参赞钦佩我们的勇气，但依然给了几条建议：找一个靠谱的向导，雇佣一个火力可观的保安队；最后，不要相信任何人。 来到摩加迪沙，刚出机场，接待我们的是一群手持武器的民兵。
我偷偷地数了数，安保队一共有八个人，他们的装备是一辆轮式装甲车、一辆小型运兵车、两支AK47、一架重型机枪、六把沙鹰和几支手枪以及若干弹药……
这样强大的军火配置，非但没有让我安心，反倒更加紧张了起来——摩加迪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啊？ 所有人分乘两辆车，我们装甲车里。车子驶出了机场，枪炮在手，向摩加迪沙挺进。 车子在不宽的街道上前行，眼前的场景，虽然早已经在网上看过很多次，脑子里也有了准备，但是当亲眼所见的时候，还是有点儿目瞪口呆。
一眼看上去，这完完全全是一座刚刚经历过战争中炮火洗礼的城市，放佛就在昨晚还火拼过。路上人来人往，人手皆一枪，两边高墙铁丝网。
可能经历太久的内战与割据，我们看不到友好、热情，此刻在我看到的，每一个人的眼神里，都透出相同的讯号：恐惧、警惕。 当我们把摄像机对准他们的时候，他们的回应，是把枪口对准我们；如果他手里没有枪，则会回敬我们一个割喉的手势。 历史的记忆里，索马里是一个富有强烈的民族感情的国度，索马里土著热情、有礼貌，重视社交礼仪，喜欢待客，尊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。 可惜，这一方优良的民族传统滥觞，在战乱的冲击之下，已经消失殆尽。我们很难再看到，这些代表原汁原味的索马里文化的东西了，取而代之的，是冰冷的枪口、敌视的眼神、潜伏着的未知危机。 随着装甲车的缓缓前行，我们渐渐深入摩加迪沙腹地。 此刻的索马里，此刻的摩加迪沙，带给我们的，是惊悚与期待并存。
向导告诫我们，不要把脖子伸出车窗外，时刻小心周边有一些异常举动的人，不要让人接近你，也不要随便和人搭讪——他们有可能衣服里就揣着炸弹。不论有冤还是无仇，这个地方不能用常理来理解。
我们这一路亲眼所见的，加上向导这一番耸人听闻的提醒，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特别紧，此刻才感受到防弹衣的温暖。 梁红拉了拉我的衣袖，有点儿紧张地说：“这次，挺悬的。” 摩加迪沙城市不大，，面积不到北京的八百分之一，人口跟一个大兴区差不多。就这么点儿地方，就这么些人，就能把这座城市的名头推向世界头条，该是有多大的能量。 这时候向导很应景说了一句：“现在整个城市都知道有中国人来摩加迪沙了。” 听上去感觉很有大明星驾临小地方的感觉，其实不然，这只是说明全城的人都盯着我们呢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的危险系数只高不低。 一直看着窗外的梁红发话了：“怎么回事儿啊？怎么我们一直在兜圈子啊？这都转了好几圈了。” 听她这么一说，我们才发现车子确实是在兜圈子，都警觉地看着向导。这儿开车又不打表，绕圈子肯定不是为了多收钱。 向导一番解释，颇让我们有点儿情报员穿越火线的感觉。原来兜圈子是为了防止有人跟踪。其实我们也压根儿不知道这趟车的目的地在哪儿，会在哪儿歇脚。这些，都只有向导知道，包括司机对此也一无所知。神秘而且专业。
又绕了几圈之后，车子终于把我们带到了落脚的地方，那是一个相对还不错的酒店。 当然，酒店只是相对于摩加迪沙来说；在国内，那就是个破败的小旅馆——说是劳教所也不过分。这是一栋三层的公寓式酒店，所有临街的窗户都被封得死死的。酒店院子的四个角还分别立着四个瞭望塔，围墙布满铁丝网，监狱的感觉又来了。 这家酒店是整个摩加迪沙安全级别最高的——是的，在世界上别的地方，酒店依靠装潢、服务、体验等评星级，而在摩加迪沙，评价一家酒店的标准，是安全级别。 向导介绍，很多联合国、非盟以及索马里当地的官员都下榻于此。 那就差不了，我们安心许多。进去的时候，跟进机场似的，先要过安检门，汽车要用镜子照底盘，发动机、后备箱等都要做详细的检查，我们几个人还得被搜身。带着武器的安保队自然不能进去，只能在门口守着。 一系列的安全检查过后，终于得以入住。进到房间，窗户也都被模板、铁皮给钉上了。大家都松了口气，卸下行李之后，所有人做的第一件事儿，就是不约而同地脱下身上笨重的防弹衣。 “接下来我们干嘛？去哪？”梁红问。 向导看了看手表，回答：“马上五点了，你们不能出去了。以后也是，每天下午四点以后，必须都待在酒店里。摩加迪沙的晚上很危险。” 看来今天就只能这样了，我们退回了房间，整理一下带来的行李。酒店不提供晚餐，我们之能用自带的干粮来垫巴一下。 夜幕降临，放佛一块大黑布瞬间笼罩了下来，我们在摩加迪沙的第一个晚上到来了。
2. 和“索马里总统”的约会 在摩加迪沙，出门也是一件难事儿。 出了酒店，跟昨天一样，装甲车载着我们在街上瞎转悠，还是在各种遛弯儿，重复地看着两边的残垣断壁和枪支林立，还有不甚友好的索马里人。 路上出了个事故，保证在这儿每天都有惊喜。 装甲车走到一略嘈杂路段的时候，司机突然停了车，狂摁喇叭，特别刺耳。外面也是此起彼伏的喇叭声，还有嚷嚷声。在国内早摇下玻璃看热闹去了，但是向导脸色“唰”的变了，示意我们把头低下去。
向导说，前面堵车了。在摩加迪沙，最怕的就是堵车，遇到突发情况无法快速离开，目标在马路中央也非常明显。一般汽车爆炸、人体炸弹，就是先制造堵车，然后引爆。
一番话说得大伙儿心跳加速，老老实实低着头。向导指挥安保队下去检查状况。幸运的，没有听到爆炸声，装甲车顺利绕开了那段路。 刚来的时候，我们感觉这整个城市就像是个贫民窟。这几天走那些小巷子、村落，说是贫民窟都略夸张。 我们看到了一些和市中心不一样的东西，劳苦大众的生活才是真实的。路边一个破烂的油桶，就是他们的厨房；所谓的“家”甚至连残垣断壁都没有，只有树枝和破烂的布料搭起来的帐篷。
无论是成人还是小孩，看我们的目光，少有好奇，多是呆滞和麻木。 车开到一个广场的时候，看到有一群羊在那儿吃草。梁红想下去拍照。 这里没什么人，向导答应了。 梁红举着相机，突然断墙后面“哗啦哗啦”的站起来一群人，正规军装备，几十支黑黝黝地枪口全指着梁红，用索马里语呵斥她。 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儿，我们的安保队伍也冲了过去，唰唰地举起了枪。装备和对面的没法比，但安保们真的一点儿不带犹豫。队长也大声跟对面叫着阵。 我们还来不及思考发生了什么情况，几句叫喊声在我们背后响起，只见几个穿着制服的人，边跑边喊边拔枪。近前左右瞅了瞅，不知道打那边，也把枪指着梁红。 该如何形容此时的情况呢？大抵就是梁红站在中间，三伙人几十条枪指着她，都在高声嚷嚷着。这场面够壮观吧？估计世界上没几个人这辈子能遇到这种事儿。除了手上有枪的，剩下的人全楞了，完全不知所措。 回过神来，我要下车，去救梁红，被向导摁住了。
我觉得这种情况下，他们倒不太会开枪，但擦枪走火什么的，是不可预料的。 远远看见梁红也着慌了，纵然他胆大，这情势也是第一次见。她镇定了一下，挤出笑容，平举着手，试图跟正前面的那伙正规军交涉。 以我的了解，这符合她的性格，梁红知道遇到事情害怕没用，慌乱更是没有任何帮助。被枪顶着，哭了还是会被抢，还不如积极去对待，她相信笑容和真诚，这世界语言能化解一切问题。 向导仔细看了看，终于开腔了：“跟我们安保对峙的，是索马里政府军，剩下的那几个是交通警察。” 什么跟什么啊？感情军队、民兵、警察这会儿到齐了？ 向导下去了，举着手慢慢走到梁红身边，转了一圈，对着几伙人说了几句，英语、方言轮流出来。不多久，三伙人还真都慢慢放下枪，各自退下去了。 回到车里，梁红不停地拍着胸口，说真吓人，这场面我哪见过啊，电影里都没见过这种场面。当时强撑着没事儿，这会儿才知道后怕了。 导游告知了我们原委：政府军说那儿是军事管制区域，不准拍摄；而那几个交警，则是打酱油的——这种场面他们没躲着，敢于上前，也足以见得索马里警察的责任感。 接下来一件事，更是侧证了我们向导的强大能量。 回到宿地后，有个人在酒店门口等我们，一身西装，看着特碍眼。他称自己是索马里总统办公室的秘书，总统得知四个中国人来到索马里之后，想约我们见面聊聊——总统下午在机场给我们预留了三十分钟，然后就要登机离开。 我们都兴奋了，如果此次索马里之行，能采访一下这个国家的总统，毫无疑问，梦寐以求啊！我们几个，这辈子见过最大的官儿也就街道办主任了。
向导摆摆手，直接把我们的热情给剿灭了。他看了看那人，二话不说，拿起手机就拨了一个电话，说了一句话就挂了，告诉我们说：“总统在美国。” ——他能直接跟总统打电话，我们目瞪口呆地看着他。后来才得知，我们的向导，竟然是索马里皇室成员，在这个国家，有很高的社会地位。 “那这是怎么回事？” “要么是不法武装骗你们的，要么就是另一个总统。” “还有另一个总统？” “是的，西方社会给索马里指定的一个总统，但是索马里人不承认他。” “那也算是个总统吧，我们能去跟他见面么？” “有很多人想杀他，如果在机场他被人伏击，你们就要遭殃。要是他被人打死了，人们会找替罪羊，你们也是第一选择。所以，我建议你们想清楚。” 让他这么一说，我们只能放弃了这次去觐见“总统”的机会。 回国后在网上浏览新闻。就是那一天，索马里的“西方总统”，他的座驾在机场被炸。 这就是一个充斥着暴力的城市。枪杆子里出政权，是所有索马里人的共识。 人手一枪这事儿，这几天我们已充分领略，毫不带夸张。大人小孩，男女老幼，人人皆有。 他们愤怒的时候会开枪，他们高兴的时候会鸣枪，他们悲伤的时候，依然是举起枪。几天来，出现在我眼前、镜头里，甚至此时脑海里，最多的，就是枪口。
前几天我们去过一个诊所，看到一对非常友善的老夫妇，见到我们还非常和蔼的微笑示意。老头子的肩膀上，挎着一把步枪。
索马里人很穷，他们可能家徒四壁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一定会有一把枪。美国人在越南战场上惨胜，吃了丛林和所谓全民皆兵的亏；黑鹰坠落那一回，美军在巷战中，算是真正见识到了什么是全民皆兵。现在回想起来那部电影，终于能理解美军精锐为什么会输给乱民了。
本·拉登说过，没有什么比AK47更能给人带来安全感了。
索马里人也是这么理解的。AK47是这儿最常见的武器，当然，这款苏式步枪，也是恐怖分子和落后国家武装的最爱，不贵、简单好用、速率快。可以说，AK47是傻瓜枪中的傻瓜，一个新兵从开枪到拆卸再到保养，要掌握AK47只需要四个小时。关键它还耐摔、好藏——泥巴里沙地里都可以，绝对不卡壳，可谓是武器中的神器：板凳。“越战”中美国人拿着先进的M16，被越南人仿制的AK47打得苦不堪言，最后他们甚至放弃了自己的武器，改用缴获的AK47。
该感叹卡拉什尼科夫，是一个天才的军械发明家呢，还是一个遗毒百年的刽子手？ 梁红这时抛出来一个问题：“这些土生土长的索马里土著，每天生活在充斥枪支、恐怖的环境中，他们不害怕吗？” 虽然这些天，我们见到了太多飞扬跋扈的枪口，但也看到了更多无助和恐惧的眼神。他们会害怕，他们也想过上更好、更稳定的生活。 话题进行到这里，让房间里的气氛有些沉重。这几天，一些索马里人的眼神，特别是孩子的，透露出的无助和绝望，让人不忍对视。 向导也加入到我们讨论的行列。 我问他，在这儿可以圈一块地方，占地为王吗？ 他颇认真地回答：“你想圈多大就可以圈多大，只要你盖得起围墙就没有问题——盖一圈半米高的围墙，”他用手比划着，“这里面的地方就是你的了。” 我想到了国内的房价。 “然后呢？”大伙儿都来了兴趣，好奇地问。 “然后，你就要保护这个地方。”向导手舞足蹈地说，“你需要花钱组建自己的武装，比如花三万美金，买上一百支AK47，然后雇佣一批人，每人每个月10美金工资就可以了。” 这是我们所有人，在此前所认识的世界里，想象力所不能及的情形。
无人说话，无言以对。 在索马里，没有政府和法律，只有一体无形的条法则通用，那就是达尔文法则：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。 3. 寻访《黑鹰坠落》之地 “咱们隔壁房间的那个土耳其人，被打死了。”一大早，向导跑来说。 原来就在昨天，同住这家酒店的“邻居”，一个突厥生意人，不听劝告，带着安保队出去了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刚才酒店得到消息，他死了。 来的这些天，我们经历了不少惊险事儿，但并没有近距离接触死亡。现在，就在我们身边，就有一条人命丢在了这里。这件事带来的冲击感，近且醒目。沉默中，对自己在此的命运，多了一丝担忧。为那位陌生的朋友默哀。 我们问向导，像土耳其商人这样的外地人，跟本地势力也没有什么瓜葛，为什么会被打死呢？ 他的回答让人震惊：“被打死的可能性太多了，可能是别人在试枪，就把他给打死了。在这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、哪儿，就会有子弹飞过来，然后就有人突然倒在了地上。” 在索马里，生命是如此的脆弱，如此的一文不值。甚至不需要其他理由，仅仅就是因为试枪，或者流弹，一条生命就能轻易的消逝。
震惊之余，我们还是得整装待发，继续出去探寻摩加迪沙。我们的时间不多，我们还有很多要去的地方。 今天的目的地非常特别，安保队长给了我们一个惊喜；准确的说，是圆了我的一个梦。 装甲车没有驶向城市深处，而是开往了郊区。走了一段之后，就感觉这段路与往常不一样。虽然这座城市里的每一所房子上，都有子弹孔，但是这一带的建筑更甚，说千疮百孔，一点儿不带抬举。 看着那些废墟，我尽力在脑海里还原，这些屋子被破坏之前的样子。它们曾经应该是豪华的、荣光的，可是如今，只剩下残垣断壁、瓦砾满布；外面破败不堪，内里杂草丛生，与各种各样的生活垃圾为伴。 或许，这些就是索马里的独特之处，和魅力所在吧。
它是独一无二的。 装甲车停下，安保队长率先跳下，指着一个“新鲜玩意儿”让我们看，并介绍说，这个东西的名字叫“Baby”。 大伙儿靠拢过去，惊奇地发现，这个叫“宝贝”的家伙，居然是一辆锈迹斑斑的军用装甲车！——现在已经被附近的居民用作垃圾箱了。
安保队长说：“有十个人死在了这里面。” 听到这儿，我似乎想起了什么，扭头四处看，这里一共有三个这样的“垃圾箱”。我知道它们是什么，虽然其表皮上的“UN”字样，已经被时间和阳光、风沙给抹掉了——是的，它们是美军三角洲特种部队，和联合国部队遗留在这里的轮式装甲车。索马里民兵在当年“摩加迪沙之战”中，缴获的战利品。 弹痕和榴弹炮炸开的窟窿，没有被岁月洗去，依然深深地烙在它们身上。 安保队长继续介绍着：“这几辆装甲车不算什么，他们还打下过飞机。”他指了指前面的一条路，“当年那些民兵们，拖着美国人的尸体，就是从这条路上走过的。” 听到这里，我确信，是的，没错，我现在站着的地方，就是当年电影《黑鹰坠落》的真实现场。这条街道，就是鼎鼎有名的“摩加迪沙之战”的主战场。
怪不得一路走来，这里没有完整的建筑，门窗已经腐烂光了，墙壁和破洞上，也呈现风化景象。 安保队长走到马路中央的一个位置，站住，指了指天上，然后说：“当年，美国人的飞机就掉在了这个地方。” 我很激动，有点儿梦想照进现实，身临其境的感觉。
我终于到了种植我索马里情结的现场。 快步跑了过去，我边扭头四寻边问：“黑鹰呢？” 答案有些让人失望，黑鹰直升机已经被当地的居民拆掉了，什么都没留，鱼骨都没剩下。这些年，世界各地，也有一些像我们这样的人，来这里寻找“黑鹰坠落”的现场遗迹，或者想寻几片“黑鹰”的残留配件收藏。附近的老百姓，把战利品拆得片甲不留，他们把那些东西藏在家里，对外出售。 失望归失望，我是兴奋之情不减。此时此刻，看着周围的一切，开始在脑海里还原《黑鹰坠落》里的景象。 眼前的一切虚幻开了，幻灯片似地闪过电影里的镜头，我都有些恍惚了，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在现实里，还是电影里。仿佛我们就身陷那场战争的漩涡之中，一切都是那么的真实，感觉和大片完全不一样。
周围炮火纷飞，子弹虎啸，战机盘旋。 我闭着眼睛，贪婪地嗅着这里的空气。 昨夜好像刚刚经过炮火的洗礼，此刻宁静的空气里，都带着还未完全消散的冲突分子，火药味扑鼻而来，伴随着燃烧的味道，充斥着我的每一个感官，真实而激烈。
“1990年，这里发生了交火，死了很多很多人。”安保队长指着黑鹰坠落点正对门的一所房子，说，“这就是我家原来的房子，在那次交火中被炸掉了，我的两个兄弟也在那一次冲突中死掉了。” 又一个突然的故事，原来队长是那场战役的亲历者，现场感就更加真实了。我看着他，试图从他眼神里寻找到点儿什么，甚至忘了去安慰。 游骑兵、三角洲特种部队、第十山地师特遣部队、海豹突击六队——几乎近现代美军参与的重要军事行动，都有他们的身影，最近的抓捕本·拉登行动，就是由他们完成的。这里却成了他们的滑铁卢。当时，索马里人无论派别、势力，都站在了反对外来者的统一战线上。身旁的民兵倒下，旁边的另外一个人捡起死者的武器，继续射击、战斗。 美方视这次战役为耻辱的失败一战，其实索马里方面，民兵和普通民众死亡人数超过一千，受伤人数则在四千左右。他们才是最大的受害人。 安保队长说：“原来这一带都是我父亲的地盘，因为那次战争，
这里的一切都被毁掉了，我们家族，也瞬间变得一无所有。”他的表情波澜不惊，没有任何变化，但他转身的那一刻，我还是看到了失落。 通过房子的残迹，从规模上可以看出，队长原本是一个“富二代”，地主。如今却只能给人做安保，拿生命来保证生活。 兴奋过后，心情像黑鹰一样，急速坠落，变得很复杂。有对夙愿终了的感慨，也有对很多像安保队长这样，被战争毁掉生活的人的同情。 战争，就这么真真切切地改变了我们身边的一个人，一生的命运。 4. 沉默的难民营，干净的笑脸 索马里有两张名片，混乱和贫穷。
混乱我们已经见过很多次了，我认为这整个国家都是贫穷的。向导说不是，我带你们去看真正的贫穷。 向导说，在索马里，到处都是难民营，随处可见。在摩加迪沙，市中心、郊区、南部、海边，都是难民营，他随便就可以带我们去看无数个难民营。 这是一个在摩加迪沙城市中间的难民营。在马路下面的低洼处。一样望去，很大的一片，都是难民们居住的棚子，各式各样的，密密麻麻。
我无法说它们是帐篷，甚至连茅棚都算不上。几根竹竿，几块木片儿，或者铁丝什么的，上面绑点儿塑料布，再搭上各种各样的破布片儿，还有塑料垃圾袋等，能挡风挡雨的东西都能用上。 我们可以下去吗？向导点点头。难民营里没有暴力，这是他们给我的暗示。
走进难民营，第一个进入我们视线的难民棚让人触目惊心——这个甚至连棚子都算不上，一些石头围在那儿，圈了个小餐桌那么大的一块地方，一些树枝藤条编扎起来一个骨架，上面连布片儿都没有，这就是一个稍微大号点儿的鸟笼子。向导介绍说，这个“笼子”，是一个两口之家的难民的房子。
一个人蹲进去都很拥挤，而且完全没有遮风挡雨功能的地方，却是两个索马里人的家。
向导指向一边，那是一个用几根稍微粗壮点儿的树干，支起来的棚子，上面盖上了一块完整的油麻布。向导说，它就是这块地方最好的房子。 刚才在马路上往下看，这里只不过是一块低洼的弹丸之地，走进去之后，才发现这里的容量，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。棚子一个挨着一个，没有规律，能生存的空隙，都有人生活在那里。
就这么一块地方，拥挤地生活着成千上万的索马里难民。
生活垃圾、碳灰、污垢、不明的腐烂物……随处可见，各种刺鼻的味道混杂在一起，让人呼吸苦难。这就是难民们真实的生活环境。 很多人，特别是孩子们，他们出生在这里，成长在这里，很多也夭折在这里。 与我们前面几天在外面看到的遍地是枪、人们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和冷漠不同，这里的人给我们展现的，是另外的一幅画面。 很少看到枪支，居民们对这些远方的客人也没有排斥，很客气。虽然没有条件邀请我们去他们的“房子”里做客，但脸上都带着友好的笑容，站在自己“家”门口，跟我们打招呼，和送上祝福。孩子们围绕在我们身前身后，把一张张的笑脸凑到摄像机前。有些胆小的女孩，躲在棚子后面偷偷地看着我们，满眼好奇。
跟世界上所有其他地方的孩子一样，他们的笑脸，可能不是那么的干净，但是一样的纯真、善良。
在随处晾着的衣服上，还发现了许多中国元素，充斥在这个难民营里：一些印着中文的企业文化衫，在活动结束后被捐赠到了这里；还有明显中国南方工厂作坊里，制作的仿制运动服，也解决了一些人的穿衣问题。 向导告诉我们，这里原来是摩加迪沙的城市中心，虽然不是特别富庶，但也绝对不是现在的光景。后来，这里就被美国人摧毁了。现在这里没有水、没有食物、没有药品、没有衣服，总之什么都缺。这里的人们，也不知道那一天，自己的丈夫、孩子甚至是自己，就会饿死、病死。 “他们没有吃的，维持生活的粮食从哪里来？”梁红问。
“完全靠救济，联合国粮食署会不定期来发放一些吃的，但是那些远远不够。很多时候都是几家人分吃一顿饭，一餐顶好几天。” “那他们不用工作吗？或者去种一些东西？” “没有工作，摩加迪沙也没多少还正常与转的企业了，根本没有岗位提供给他们。种地也一样，他们没有钱就买不了地，买了地还得武装保护，否则就会被抢。这个代价太大，他们承受不起。” “那他们每天都干什么呢？” “待着。” 一个城市的中央，一个像潘多拉魔盒一样的地方，里面充斥着灾难、疾病、饥饿……却又如水般的安静。
仿佛无声控诉，也仿佛默认宿命。
安保队长向我们发出邀请，他说自己新家所在的社区外面，就有一个难民营。他希望我们能去看一看那里，用摄像机记录下来他们的真实生活，在电视上播出，让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，能够看到自己同胞们的苦难，继而提供一些帮助。 这是一个无法拒绝的请求，也是义务。 在社区里，我们竟然发现了“一间”学校：用木栅栏围了一块三十平米左右的地方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没有黑板、没有讲台、没有粉笔、没有桌椅、没有课本、没有纸笔，一切与学习有关的工具都欠奉。只有老师和学生。 孩子们都挤在一起站着，听老师讲课。
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战乱之后，索马里的教育系统已完全崩溃，蓦然一间学校的出现，对我们四个中国人触动特别大。 政府没了，国家一片废墟，人们的生活都没有保障，温饱都是巨大的问题。在如此条件下，这里的人们，还是在向往着学习，不让教育的火种熄灭在艰苦的环境里。
5. 绝望医院的“中国留学生” 离开难民营后，在向导的指挥下，司机把我们带到了一家医院。 这是我们到达索马里之后，看到最豪华的一栋建筑了，也是唯一一栋从外面看上去没有弹孔的大楼。 这所医院，也是目前摩加迪沙境内，唯一的一所正规医院，据说是80年代的时候，中国政府给索马里援建的。看上去也颇具中国风，下面的墙体被涂成绿色，上面则全部被粉刷成白色，典型的“Made inChina”。
推门进去，里面熙熙攘攘，人非常多，男女老幼皆有。声音嘈杂，叫喊声、谈话声、呻吟声、小孩大哭声……在这里，我们也再一次看到了许多背着枪的武装人员。 向导解释说，这所医院目前是属于本地某一派势力的，自然有他们的武装人员保护。而与之相对的，是大厅的墙上有一个标志：一个红色的圆圈内画了一挺AK47，然后一道倒斜杠划下来。意思不言自明：禁止携带武器。 在往里面走着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了有人用中文向我们问好：“你好。”
脚步一下子就被拽住了。这是我们到达索马里之后，第一次听到外人说中文。转投看过去，是一个年轻的黑人小伙子，带着一顶穆斯林的帽子，身上穿着白大褂，胸前印着四个汉字：武汉大学；面孔也很不东方。
他看上去比我们还意外，热情地和我们握手，不停地说着“你好，你们好！” 我们颇有些惊讶，问了句废话：“你会说中文？” 他点点头，说：“你们是中国人？” “是的，我们是从中国来的。” 他再一次伸出手，重重地和我握住，说：“中国，我喜欢中国！我是阿拉伯人，在迪拜长大。后来去中国的武汉大学留学，那是所很美丽的学校。我在那里学医，学成之后就来到了索马里，在这所医院里当医生。” 倍感亲切之外，我们也被这个年轻人的选择所打动。成长于富庶的迪拜，在武汉大学这样的名校留学，最后却选择了来索马里，这个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国家，行医救人。
他说：“虽然我出生在迪拜，但是我的父母从小就告诉我，你是索马里人，我们的祖国是索马里。所以当我在中国学习完了之后，就决定一定要回来建设我的祖国，帮助我的同胞们。” 伟大不在别处，就在身边；不在追寻，就在一念之间。
自然，这个小伙子就成了我们医院之行的向导，他带领我们去参观整座医院。 首先去看的，是一间照X光的房间。房间里也聚集了很多人，一个黑人医生在靠窗户的角落忙碌着，脸上尽是焦躁。靠墙有一台照X光的设备，是很早很早以前的，在中国早已经被淘汰不用了。那个小伙子说，这是他们医院里最好的设备了。 接着去了手术室，设备也非常简陋，两张架子床代替了手术台，没有任何心电仪器，几盏照明用的手术灯也是拼接的。许多的苍蝇在房间里在飞来飞去，肆无忌惮。
小伙子说，其实手术室他们很少用到。因为这里缺设备、缺药品、缺人员，很多手术根本无法实施；很多人也根本没有就医意识，等病危来到医院的时候，几乎就无法医治了，也根本无需手术了。 下一站是病房。说是病房，其实就是一个室内难民营，一个病房里住着几十人，甚至一张病床上就躺了好几个人，还有躺在地上的。病房里的味道无法形容，刺鼻难闻。数不清的苍蝇在病人头顶、身上盘旋着，病人们也不驱赶。
一个妈妈抱着孩子站在病床前，母子两人的眼睛都瞪得特别大，直勾勾地看着我们，那个妈妈看上去也十五六岁的样子。梁红走过去，想给那个孩子一颗糖吃。那孩子也不拿，一动不动，呆滞地看着梁红。那妈妈做着手势，微笑着友好地跟我们说着些什么，大概是她的孩子生病了，不能吞咽食物之类的。孩子依然直勾勾地看着我们，牵他的小手也没有反应。这一幕颇让人心酸。
接下来，我们去了ICU病房，重症监护室。在我的印象里，那里面应该是布满了各种设备，什么心电啊、监护啊等各种治疗仪器。进去之后，我们吓了一跳，里面人满为患，也没有看到任何的设备。 我问：“你确定这是ICU吗？”
“对，这是ICU。我们没有设备，只有……”小伙子苦笑，用手数着说，“1、2、3、4、5，只有5张病床，没有任何设备。”
放眼望去，我们看到的能称为设备的，只有一台电风扇，和一个家用制氧机。 一楼的最后一间屋子，是医院的血库，可那更像是一个等候室。因为里面空空如也，除了两排椅子什么都没有。 “你们医院没有备用的血？”答案我已经知道。 “没有，没有血，什么备用的都没有。”小伙子无奈地笑着摇头说，“这里没有血清、没有药品、没有钱，病人们也没有食物。” 走上二楼，楼道里堆满了人，还有很多病人就躺在楼道里。有些父母看见我们的外国面孔和手里的摄像机，就拿着孩子的X光片给我们看，然后指着自己的孩子说：“我需要帮助，我的孩子需要你们的帮助。” 看着那些孩子无助又呆滞的眼睛，我的心里隐隐作痛，梁红一路也无话，眼圈一直是红红的。
我们能做的实在太少了，提供不了他们需要的帮助，我甚至都不敢再去看他们的眼睛，怕辜负他们的希望，让他们失望。 那个小伙子送我们出来，最后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希望你们能让更多的人，看到这里的状况。我们需要更多的人，来帮助索马里。” 所有人都心事重重。今天在难民营和医院里看到的一切，都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里。我们见到了太多悲伤，却无法承载，也无法释放。 他们的苦难，他们的无助……而对这一切，我们无能为力。 6.“至少我还活着呢” 索马里，就像一个双面性格的神秘人，这是我来索马里这些天的感受。枪口代表了她的暴戾，笑容代表了她的友好。 驶过一座清真寺，我们也终于看到了索马里“虔诚”的一面：这个被恐怖覆盖的城市里，有很多清真寺，虔诚礼拜的穆斯林们，安静而肃穆。我们甚至一个有信仰的过度，在那一刻我甚至有点羡慕。 在一个战乱不断的国家，一个社会体系、教育、司法、医疗机制都崩溃的国度里，宗教信仰没有被磨灭掉。
时间在催促我们，摩加迪沙的面纱，我们才紧紧掀开一角。 下一站，有一个相当响亮的名字：索马里国家大剧院。 ——准确的说，是剧院的残骸。这家剧院也是中国政府援建的，经历过这么多年的战乱后，已完全被毁掉了，只剩下外墙；里面没有舞台，没有座椅，顶棚也只剩下骨架，变成了一个露天剧场。 摩加迪沙没有什么大型的集会场所，这个剧院，便成了当地人举办公共活动的唯一场所。前几任总统的选举、几个大军阀之间的谈判，都在这里进行。还有一些武装势力内部的大型会议，也偶尔会在这里召开。颇有点儿梁山泊行聚义厅的意思。 向导告诉我们，这个剧院是军方管辖的，外人是不得进入参观的，他打通了私人关系我们才有这次机会。 在一个月前，这里又发生了一次自杀式爆炸事件。当时大约有两百多人聚集在这里，庆祝索马里卫星电视网开播一周年。
在时任索马里总理发表讲话的时候，一名年轻的女子，引爆了捆在自己身上的炸弹。 至少有十几个人当场丧生，包括索马里奥林匹亚组委会主席和索马里足协主席，都现场死亡，还有几十人受伤。 仔细看去，剧院里还残留着那次爆炸的痕迹。一些被炸毁的桌椅的木块，散落在四周，地面还有一块块干涸的血渍，以及一些被炸得残破的栏杆、墙体。 退出来，剧场的院子里，有一些遇难者的鞋子，堆积在一个树坑里头，遗留在了这里。看着那些残破的鞋子，汶川的梦魇袭上心头。我脑海里在还原当时爆炸的情形：人们互相拥挤着、哭喊着，鲜血流了一地，有些人无助的在地上爬行着求救……在一个月以前，这些鞋子还穿在一个个鲜活的人脚上，现在他们躺在那里，它们的主人的生命，已随着一声巨响消逝了。
我去过不少灾难的现场，每次看到那些逝去的生命，留下的痕迹，我的内心都万分悲伤，没有所谓的硬汉，眼泪骤降；这一次更甚，因为之前那些灾难都是天灾，而眼前这次，是人祸。 向导挥手让我们过去。在院子的一棵树的树荫下，有个看上去十五六岁的孩子，坐在一张席子上，腿上盖着一条黑布。我们走近，向导把那孩子腿上的布掀开了，变魔术般，许多苍蝇飞了出来，梁红吓得后退了一步。
被眼前所见惊怔住后，梁红赶忙表示歉意，自己没有嫌弃和不敬的意思，纯粹是本能反应，确实是被吓到了。我完全能够理解他的这种反应，因为我们面前这个孩子的腿，实在是让人不忍直视：他两只脚的膝盖以下，皮开肉绽，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，到处都是炸伤、烧伤的痕迹，还能看到骨头和筋脉，腐烂的肉里面还趴着蛆。 这是灾难留下的印记，将无形的暴力在一个孩子的腿上，具体呈现出来。
如此残忍，如此触目惊心。梁红红着眼睛问是怎么弄的，安保队长代答：“就是在剧院集会的那场爆炸里，他被炸成这样。他的父亲、姐姐，全家人都在那场爆炸里丧生，他们家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。” 也许我们看到的遗留在爆炸现场的那堆鞋子里，就有几双是他的家人的。 整个过程中，那个孩子一句话没说，就一直冲着我们笑。梁红心疼地问他：“疼吗？” 他歪了一下头，没回答，依然冲着她笑。梁红问安保队长，这么惨，他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呢。
安保队长用索马里语跟他交流几句，那孩子非常淡定地回答了一句话，说完依然冲着我们笑着。那孩子说：“至少我还活着呢。” 这句话一出口，我们四个人脑子里已经空白了，全是惊诧，彻彻底底的被征服。什么励志故事、什么心灵鸡汤，都没有此时此刻我们面前这个可怜孩子的这句话，那么有力量，那么有冲击力。来索马里这些天，经历了那么多事，看见了那么多人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如此震撼过。
如此背景，如此一句话，注定会让铭记终生。那一刻，无论多么内心强大的人，都会为之动容。一向大大咧咧的我，像被击中般，直指心窝。我想把自己亲眼见到的这个孩子的故事，转述给所有能够看到这本书的国人。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的人们，应该好好地珍惜现有的东西。我们太多的人，每天花了太多的时间，在抱怨在怨恨在计较，可是我面前这个失去了家人失去了双腿失去了一切的孩子，却乐观地告诉我，至少我还活着呢——活着已值得庆祝。 孩子依然在笑着，我们却笑不出来，现场的气氛有些凝重。
外面波澜不惊，众人心里已经翻江倒海。 “中国和索马里人民友谊万岁！中国和索马里人民友谊万岁！中国和索马里人民友谊万岁！” 又是中文，把我们被感染的情绪拉回到现实中来。看过去，两个老人走了过来，一男一女，满脸笑容，非常热情地跟我们打着招呼。那个老头，张开双手，继续说：“中国和索马里人民友谊万岁！” 他再次连说了三次，是中文。虽然有很重的索马里口音，但是能听明白。
紧接着，这俩老人就在我们面前开始载歌载舞，他们的唱的歌也是中文的：“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，多么温暖，多么慈祥，把我们农奴的心照亮，我们迈步走在呀，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……”
“唉，巴扎嘿！”我们也跟着唱了起来，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老北京人来说，这首歌太熟悉不过了，《北京的金山上》。 这些天来，接踵而至的各种意外和惊喜，都没有这次来得直接而立体。在千里之外的异域他乡，听到有人在唱着我们小时候的歌曲，你能想象到那种埋藏多年的思绪，瞬间喷涌而出的感觉么？ 唱完，所有人都开始鼓掌。在刚刚那种紧张，还带着点恐怖、阴森的氛围中，突然来了这样的两个老人，气氛瞬间就变得欢乐起来。 老人跟我们讲，他去过中国两次，还说中国政府援建这家剧院的时候，他们就在这里了，他们是剧院的看守人，守在这儿四十年了。 不知道我用“传奇”来形容他们有没有托大。
我是发自内心的。 他们和蔼、亲切的笑脸，我看不到一丝对生活的担忧，和对周围环境的恐惧。这是索马里之行来，见到的第一幅媒人消极内容的笑脸。 在这个到处充斥着暴力和子弹的国家，他们保持着最普世的微笑。 梁红把相机递给我，她要和两位老人合影。早说过，在索马里，我们不敢相信任何人，特别经历了前任安保队长勒索的事件之后，更不敢和任何人有身体接触。但是这一次，梁红没有顾忌，我也没有担心，听到“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”的那一刻，我们已经完全交出了内心。
他们热情洋溢的脸，直入人心，我们能够毫无条件的信任他们。 梁红和两位索马里老人搂在了一起，我按下了快门键。 这是我们这次索马里之行，唯一的一张和本地人的合影。照片上的三个人，年龄、衣着、肤色都不同，但是有着一样的笑容。 7.索马里的曙光 “放下枪，拿起笔。”墙壁上的一个标语，这是我们在索马里看到的最具正能量的句子。 在索马里的最后一天，我们身在一所学校。
摩加迪沙曾经有一所高等学府：索马里国立大学，在战乱中关闭了。而2011年中国国庆节期间，在摩加迪沙，索马里过渡政府的教育部办公楼，发生了一次自杀式汽车爆炸袭击，造成70人死亡，数十人受伤。自此，索马里的教育系统正式瘫痪，现在只有少数私立学校在继续授课。
这是一所私立大学——说是学校有点儿托大，因为只有几间教室。
向导介绍，摩加迪沙还有一些类似的大学，都是免费提供教育，不用报名不用缴学费，只要你想学、愿意学，就随时可以来，听得懂就行。 偶遇校长，很年轻，跟我差不多大。又一个在海外求学归来，立志建设祖国的索马里人。他介绍这所学校，只有艺术类和商务课程，资源有限，只能教授以后建设索马里用得着的知识。 校长带我们走进了教室，光线略显昏暗，教室里的温度接近40℃。外在环境严峻。
大约有五六十个年轻人，挤在这间三十平米左右的教室里，两三个人甚至更多，共用一张课桌。教室的左边是女生，右边是男生，中间有一条狭窄的过道，予以区分。女生们还都带着头巾、面纱，只露出眼睛。
在阿拉伯国家，伊斯兰教的教义里，男生女生是不允许在同一间教室里的，必须要严格的分开。但是这些年轻人，还是冲破了宗教的一些枷锁，坐在了一起，学习知识，吸取能量。 信仰虔诚于宗教，求知而不受困与宗教。 我们之前，在摩加迪沙街头见过冷漠和暴力的眼神、在贫民窟见过天真和无奈的眼神、在医院见过呆滞和绝望的眼神、在剧院见过坚强和和蔼的眼神；在这里，我们又见到了索马里的另外一种眼神：专注和求知欲。 无疑，这种眼神正代表着索马里的希望。 还让英语好一些的梁红，给学生们讲几句。 梁红问，你们知道中国吗？他们只知道长城、熊猫，和成龙。希望有机会能走出去，去中国看看。
有个学生站起来问梁红：“你喜欢北京还是喜欢摩加迪沙？你喜欢中国还是喜欢索马里？” 梁红迟疑了一下，可能觉得回答喜欢索马里和摩加迪沙，会跟他们拉近一些距离感。但她还是本能反应的回答，喜欢自己的祖国，喜欢北京。 没有冷场，底下学生们开始鼓掌。班长就站起来说：“如果你说喜欢摩加迪沙，那你就是在说假话。只有热爱自己的祖国的人，才是好人，才是善良的人。” 这就是索马里人的价值观。 在回程的车上，大家讨论着索马里人的业余生活。他们国内唯一的一家因特网公司，早在2001年就关闭了。
在互联网覆盖全球的年代，索马里却是一块盲地。通讯这块，十年前是每千人有固定电话或手机1.5部，十年过去了，手机在这里也依然是奢侈品。 索马里的文化流传，依然断层，没有链接，没有传承。 边上的向导听了，摆摆手，说：“我带你们去看一个地方。” 一栋比医院豪华得多的大楼，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。这也是我们在索马里，看到的第一座能称得上是“现代化”的建筑。向导介绍，这是索马里国家电视台和国家电台。 通过向导的沟通，我们被允许进入大楼参观。 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虽然里面规模不大，但是演播室、直播厅、操作间等，都一应俱全。
工作人员在简陋的环境里，忙碌地工作着。因空间狭小，我们都只能站在门口看，无法进去仔细观摩。 电台的一个负责人，把我们带进了他们的资料库。 这是一个额外的惊喜。走进去的那一刻，我瞬间兴奋了起来，要了解一个民族、挖掘一个国家，他们的历史和记忆，大多珍藏在电视台的的资料库房里。 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六十来岁的大爷，当他得知我们是来自中国的之后，面露悦色，让我们跟着他走。他在寻找什么东西，我们跟在后面参观。 这里很像以前那种很旧、很狭窄的图书馆，一个个林立的书架密密麻麻地矗着，上面摆满了东西。最上面一层的空间也被充分利用，直接戳到了天花板。
架子上的东西都都很陈旧，破败、泛黄，看上去都有些年月了。 不出意外，这里面东西，皆是有价值、有意义的资料，记录着索马里建国以来，那些历史的瞬间。 我由衷地钦佩这些索马里人，在这样的战争、混乱年代，能够保存下来这么多的影音、影像资料，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也正是因为这些东西的存在，索马里这个国家才有记忆，索马里的人民才有根。 老爷爷站在一个架子前说：“这三个架子上，保存的是多国语言资料。” 他翻出来一盘磁带，递给我们看，上面标注着1996年录制，具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不知道。他说：“这是非常珍贵的资料。”然后把磁带打开，绕在一个非常老式的录音机上——老到我这个年龄的人，小时候都没见过。
按下按钮，接下来的声音旋律，又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：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共产党一心为人民……” 唱歌的不是中国人，口音很重。老爷爷咧开嘴笑了起来，说：“这是八十年代，用索马里配器配乐和中文录制的。” 节奏一响，就特熟悉，感觉很荣幸、很激动，那一刻，民族自豪感喷发而出。异国他乡，我们找到了维系两个国家友情的纽带。 我压根就没能想到，此次索马里之行，会有这样的额外收获，能够捡到这个资料库、听到这些珍藏的珍贵影音资料。虽然索马里有战争、有饥饿、有贫困，但是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并不空虚，他们留住了自己的历史和记忆。 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！”这熟悉的旋律出现的瞬间，就打破了我们对索马里原来的所有认知。原来我们以为这个苦难的国家什么都没有，但是那一刻我们觉得，他们依然拥有很多，甚至是其他和平的地方没有的东西。 至少历史还在，至少还有一些人牢牢守护着民族的根。能珍重历史的民族，一定能创造未来。 我们在索马里的最后一站，是摩加迪沙的杰济拉海滩（Gezira Beach）。
索马里拥有非洲最长的海岸线，风景优美的海滩，是这个国家的骄傲之一。我们此时所处的杰济拉海滩，曾一度是索马里最受欢迎的度假圣地。随着常年的战争和索马里海盗的出没，这片海滩已经失去了其吸引力和活力。 眼前，没有各种各样穿着泳衣的人群，没有嬉水玩沙子的孩子。滚滚的波涛中，也没有冲浪板和快艇。岸边沙滩上，只有从海里冲上来的垃圾和枯木。虽然看上去有些萧条，但是脑海里，依然能想象出它曾经繁华荣光的样子。 无论怎样，它依然是一片漂亮、唯美的海滩。 在这片非洲最美的海滩上，这些天来一直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的我们，松懈了下来。
安保队员们换掉了自己严肃的一面。他们有的放下枪，脱掉上衣，跳进了海里，向远处游去；有的奔向了远处在沙滩上光脚踢球的人群，背着枪加入了他们，一起奔跑着，追逐一个破旧不堪的足球。
——这些天，跟他们朝夕相处。在我的眼里，他们每天都是那么的严肃和警惕。此刻眼前这些，完全都是我想想不到的画面。
没有咖啡和冷饮，我和梁红坐在岸边的凳子上，掏出矿泉水摆上，再点上根香烟，惬意无比。海风阵阵吹来，吹散了所有的疲惫和紧张。眼前碧海蓝天、银沙连绵，几个人在海里钻入浮出，海滩上一个皮球带领着一群人追逐嬉戏。 人不多，反而带来一片祥和和宁静的感觉；后背是高耸入云的清真塔，还有一排排古老的阿拉伯城堡。 如果我们身边没有武装安保，我们没有穿着防弹衣，我完全有理由认为，我和梁红，现在身在一处黄金海岸，悠闲地度假。 …… 这就是索马里，我们亲历的索马里。 虽然这个国家依然混乱无序，每天都在上演着悲剧；
虽然这里的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饥饿和死亡无时无刻地在威胁着他们；但是他们的另一面，依然倔强地保存并延续着。在困苦中，依然有许多人保持着微笑和乐观，有许多人回到这里志愿援建自己的祖国，有许多人在孜孜不倦的学习，期待美好明天…… 许许多多的索马里人，都相信还有美好的未来在等着他们。
我们也相信，这个国家和他们的人民，会一天天的变好。
一名中国外交官在网上发布了几张现场照片：绷带缠绕、处处带伤，依然衣不卸甲、钢枪在握。馆舍虽被炸烂，却依然是要用血肉之躯去守护的阵地。
这是最真实的现场，最真实的外交官，最真实的外交生。向所有曾经和正在战火中、疾病中、恶劣自然环境中为共和国坚守外交一线的外交人员们致敬 。
2014年，中国情侣张昕宇、梁红就曾前往充斥着战争和死亡的索马里，见证了恐怖之城的真实一面 以下日记，节选自图书《侣行》，讲述两人在索马里的真实经历。观看更多视频，请在优酷土豆搜索“侣行 索马里”。
1. 恐怖之城的见面礼 我叫张昕宇，老婆叫梁红。我们以前是商人，因为种种原因，决定放下生意，环游世界——赚钱不该是生活的全部， 索马里是我们环游世界的第一个选择。2012年4月，等待几个月，我和梁红终于拿到了索马里一年多次的往返签证。看着手里的签证纸，我们愣了：签证号是01到02号——我们是这一年里头一波去索马里的中国人。
办签证时，索马里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几次问我们：那么乱，你们要去干什么？ 梁红回答：我们想了解真实的索马里。 大使馆参赞钦佩我们的勇气，但依然给了几条建议：找一个靠谱的向导，雇佣一个火力可观的保安队；最后，不要相信任何人。 来到摩加迪沙，刚出机场，接待我们的是一群手持武器的民兵。
我偷偷地数了数，安保队一共有八个人，他们的装备是一辆轮式装甲车、一辆小型运兵车、两支AK47、一架重型机枪、六把沙鹰和几支手枪以及若干弹药……
这样强大的军火配置，非但没有让我安心，反倒更加紧张了起来——摩加迪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啊？ 所有人分乘两辆车，我们装甲车里。车子驶出了机场，枪炮在手，向摩加迪沙挺进。 车子在不宽的街道上前行，眼前的场景，虽然早已经在网上看过很多次，脑子里也有了准备，但是当亲眼所见的时候，还是有点儿目瞪口呆。
一眼看上去，这完完全全是一座刚刚经历过战争中炮火洗礼的城市，放佛就在昨晚还火拼过。路上人来人往，人手皆一枪，两边高墙铁丝网。
可能经历太久的内战与割据，我们看不到友好、热情，此刻在我看到的，每一个人的眼神里，都透出相同的讯号：恐惧、警惕。 当我们把摄像机对准他们的时候，他们的回应，是把枪口对准我们；如果他手里没有枪，则会回敬我们一个割喉的手势。 历史的记忆里，索马里是一个富有强烈的民族感情的国度，索马里土著热情、有礼貌，重视社交礼仪，喜欢待客，尊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。 可惜，这一方优良的民族传统滥觞，在战乱的冲击之下，已经消失殆尽。我们很难再看到，这些代表原汁原味的索马里文化的东西了，取而代之的，是冰冷的枪口、敌视的眼神、潜伏着的未知危机。 随着装甲车的缓缓前行，我们渐渐深入摩加迪沙腹地。 此刻的索马里，此刻的摩加迪沙，带给我们的，是惊悚与期待并存。
向导告诫我们，不要把脖子伸出车窗外，时刻小心周边有一些异常举动的人，不要让人接近你，也不要随便和人搭讪——他们有可能衣服里就揣着炸弹。不论有冤还是无仇，这个地方不能用常理来理解。
我们这一路亲眼所见的，加上向导这一番耸人听闻的提醒，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特别紧，此刻才感受到防弹衣的温暖。 梁红拉了拉我的衣袖，有点儿紧张地说：“这次，挺悬的。” 摩加迪沙城市不大，，面积不到北京的八百分之一，人口跟一个大兴区差不多。就这么点儿地方，就这么些人，就能把这座城市的名头推向世界头条，该是有多大的能量。 这时候向导很应景说了一句：“现在整个城市都知道有中国人来摩加迪沙了。” 听上去感觉很有大明星驾临小地方的感觉，其实不然，这只是说明全城的人都盯着我们呢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的危险系数只高不低。 一直看着窗外的梁红发话了：“怎么回事儿啊？怎么我们一直在兜圈子啊？这都转了好几圈了。” 听她这么一说，我们才发现车子确实是在兜圈子，都警觉地看着向导。这儿开车又不打表，绕圈子肯定不是为了多收钱。 向导一番解释，颇让我们有点儿情报员穿越火线的感觉。原来兜圈子是为了防止有人跟踪。其实我们也压根儿不知道这趟车的目的地在哪儿，会在哪儿歇脚。这些，都只有向导知道，包括司机对此也一无所知。神秘而且专业。
又绕了几圈之后，车子终于把我们带到了落脚的地方，那是一个相对还不错的酒店。 当然，酒店只是相对于摩加迪沙来说；在国内，那就是个破败的小旅馆——说是劳教所也不过分。这是一栋三层的公寓式酒店，所有临街的窗户都被封得死死的。酒店院子的四个角还分别立着四个瞭望塔，围墙布满铁丝网，监狱的感觉又来了。 这家酒店是整个摩加迪沙安全级别最高的——是的，在世界上别的地方，酒店依靠装潢、服务、体验等评星级，而在摩加迪沙，评价一家酒店的标准，是安全级别。 向导介绍，很多联合国、非盟以及索马里当地的官员都下榻于此。 那就差不了，我们安心许多。进去的时候，跟进机场似的，先要过安检门，汽车要用镜子照底盘，发动机、后备箱等都要做详细的检查，我们几个人还得被搜身。带着武器的安保队自然不能进去，只能在门口守着。 一系列的安全检查过后，终于得以入住。进到房间，窗户也都被模板、铁皮给钉上了。大家都松了口气，卸下行李之后，所有人做的第一件事儿，就是不约而同地脱下身上笨重的防弹衣。 “接下来我们干嘛？去哪？”梁红问。 向导看了看手表，回答：“马上五点了，你们不能出去了。以后也是，每天下午四点以后，必须都待在酒店里。摩加迪沙的晚上很危险。” 看来今天就只能这样了，我们退回了房间，整理一下带来的行李。酒店不提供晚餐，我们之能用自带的干粮来垫巴一下。 夜幕降临，放佛一块大黑布瞬间笼罩了下来，我们在摩加迪沙的第一个晚上到来了。
2. 和“索马里总统”的约会 在摩加迪沙，出门也是一件难事儿。 出了酒店，跟昨天一样，装甲车载着我们在街上瞎转悠，还是在各种遛弯儿，重复地看着两边的残垣断壁和枪支林立，还有不甚友好的索马里人。 路上出了个事故，保证在这儿每天都有惊喜。 装甲车走到一略嘈杂路段的时候，司机突然停了车，狂摁喇叭，特别刺耳。外面也是此起彼伏的喇叭声，还有嚷嚷声。在国内早摇下玻璃看热闹去了，但是向导脸色“唰”的变了，示意我们把头低下去。
向导说，前面堵车了。在摩加迪沙，最怕的就是堵车，遇到突发情况无法快速离开，目标在马路中央也非常明显。一般汽车爆炸、人体炸弹，就是先制造堵车，然后引爆。
一番话说得大伙儿心跳加速，老老实实低着头。向导指挥安保队下去检查状况。幸运的，没有听到爆炸声，装甲车顺利绕开了那段路。 刚来的时候，我们感觉这整个城市就像是个贫民窟。这几天走那些小巷子、村落，说是贫民窟都略夸张。 我们看到了一些和市中心不一样的东西，劳苦大众的生活才是真实的。路边一个破烂的油桶，就是他们的厨房；所谓的“家”甚至连残垣断壁都没有，只有树枝和破烂的布料搭起来的帐篷。
无论是成人还是小孩，看我们的目光，少有好奇，多是呆滞和麻木。 车开到一个广场的时候，看到有一群羊在那儿吃草。梁红想下去拍照。 这里没什么人，向导答应了。 梁红举着相机，突然断墙后面“哗啦哗啦”的站起来一群人，正规军装备，几十支黑黝黝地枪口全指着梁红，用索马里语呵斥她。 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儿，我们的安保队伍也冲了过去，唰唰地举起了枪。装备和对面的没法比，但安保们真的一点儿不带犹豫。队长也大声跟对面叫着阵。 我们还来不及思考发生了什么情况，几句叫喊声在我们背后响起，只见几个穿着制服的人，边跑边喊边拔枪。近前左右瞅了瞅，不知道打那边，也把枪指着梁红。 该如何形容此时的情况呢？大抵就是梁红站在中间，三伙人几十条枪指着她，都在高声嚷嚷着。这场面够壮观吧？估计世界上没几个人这辈子能遇到这种事儿。除了手上有枪的，剩下的人全楞了，完全不知所措。 回过神来，我要下车，去救梁红，被向导摁住了。
我觉得这种情况下，他们倒不太会开枪，但擦枪走火什么的，是不可预料的。 远远看见梁红也着慌了，纵然他胆大，这情势也是第一次见。她镇定了一下，挤出笑容，平举着手，试图跟正前面的那伙正规军交涉。 以我的了解，这符合她的性格，梁红知道遇到事情害怕没用，慌乱更是没有任何帮助。被枪顶着，哭了还是会被抢，还不如积极去对待，她相信笑容和真诚，这世界语言能化解一切问题。 向导仔细看了看，终于开腔了：“跟我们安保对峙的，是索马里政府军，剩下的那几个是交通警察。” 什么跟什么啊？感情军队、民兵、警察这会儿到齐了？ 向导下去了，举着手慢慢走到梁红身边，转了一圈，对着几伙人说了几句，英语、方言轮流出来。不多久，三伙人还真都慢慢放下枪，各自退下去了。 回到车里，梁红不停地拍着胸口，说真吓人，这场面我哪见过啊，电影里都没见过这种场面。当时强撑着没事儿，这会儿才知道后怕了。 导游告知了我们原委：政府军说那儿是军事管制区域，不准拍摄；而那几个交警，则是打酱油的——这种场面他们没躲着，敢于上前，也足以见得索马里警察的责任感。 接下来一件事，更是侧证了我们向导的强大能量。 回到宿地后，有个人在酒店门口等我们，一身西装，看着特碍眼。他称自己是索马里总统办公室的秘书，总统得知四个中国人来到索马里之后，想约我们见面聊聊——总统下午在机场给我们预留了三十分钟，然后就要登机离开。 我们都兴奋了，如果此次索马里之行，能采访一下这个国家的总统，毫无疑问，梦寐以求啊！我们几个，这辈子见过最大的官儿也就街道办主任了。
向导摆摆手，直接把我们的热情给剿灭了。他看了看那人，二话不说，拿起手机就拨了一个电话，说了一句话就挂了，告诉我们说：“总统在美国。” ——他能直接跟总统打电话，我们目瞪口呆地看着他。后来才得知，我们的向导，竟然是索马里皇室成员，在这个国家，有很高的社会地位。 “那这是怎么回事？” “要么是不法武装骗你们的，要么就是另一个总统。” “还有另一个总统？” “是的，西方社会给索马里指定的一个总统，但是索马里人不承认他。” “那也算是个总统吧，我们能去跟他见面么？” “有很多人想杀他，如果在机场他被人伏击，你们就要遭殃。要是他被人打死了，人们会找替罪羊，你们也是第一选择。所以，我建议你们想清楚。” 让他这么一说，我们只能放弃了这次去觐见“总统”的机会。 回国后在网上浏览新闻。就是那一天，索马里的“西方总统”，他的座驾在机场被炸。 这就是一个充斥着暴力的城市。枪杆子里出政权，是所有索马里人的共识。 人手一枪这事儿，这几天我们已充分领略，毫不带夸张。大人小孩，男女老幼，人人皆有。 他们愤怒的时候会开枪，他们高兴的时候会鸣枪，他们悲伤的时候，依然是举起枪。几天来，出现在我眼前、镜头里，甚至此时脑海里，最多的，就是枪口。
前几天我们去过一个诊所，看到一对非常友善的老夫妇，见到我们还非常和蔼的微笑示意。老头子的肩膀上，挎着一把步枪。
索马里人很穷，他们可能家徒四壁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一定会有一把枪。美国人在越南战场上惨胜，吃了丛林和所谓全民皆兵的亏；黑鹰坠落那一回，美军在巷战中，算是真正见识到了什么是全民皆兵。现在回想起来那部电影，终于能理解美军精锐为什么会输给乱民了。
本·拉登说过，没有什么比AK47更能给人带来安全感了。
索马里人也是这么理解的。AK47是这儿最常见的武器，当然，这款苏式步枪，也是恐怖分子和落后国家武装的最爱，不贵、简单好用、速率快。可以说，AK47是傻瓜枪中的傻瓜，一个新兵从开枪到拆卸再到保养，要掌握AK47只需要四个小时。关键它还耐摔、好藏——泥巴里沙地里都可以，绝对不卡壳，可谓是武器中的神器：板凳。“越战”中美国人拿着先进的M16，被越南人仿制的AK47打得苦不堪言，最后他们甚至放弃了自己的武器，改用缴获的AK47。
该感叹卡拉什尼科夫，是一个天才的军械发明家呢，还是一个遗毒百年的刽子手？ 梁红这时抛出来一个问题：“这些土生土长的索马里土著，每天生活在充斥枪支、恐怖的环境中，他们不害怕吗？” 虽然这些天，我们见到了太多飞扬跋扈的枪口，但也看到了更多无助和恐惧的眼神。他们会害怕，他们也想过上更好、更稳定的生活。 话题进行到这里，让房间里的气氛有些沉重。这几天，一些索马里人的眼神，特别是孩子的，透露出的无助和绝望，让人不忍对视。 向导也加入到我们讨论的行列。 我问他，在这儿可以圈一块地方，占地为王吗？ 他颇认真地回答：“你想圈多大就可以圈多大，只要你盖得起围墙就没有问题——盖一圈半米高的围墙，”他用手比划着，“这里面的地方就是你的了。” 我想到了国内的房价。 “然后呢？”大伙儿都来了兴趣，好奇地问。 “然后，你就要保护这个地方。”向导手舞足蹈地说，“你需要花钱组建自己的武装，比如花三万美金，买上一百支AK47，然后雇佣一批人，每人每个月10美金工资就可以了。” 这是我们所有人，在此前所认识的世界里，想象力所不能及的情形。
无人说话，无言以对。 在索马里，没有政府和法律，只有一体无形的条法则通用，那就是达尔文法则：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。 3. 寻访《黑鹰坠落》之地 “咱们隔壁房间的那个土耳其人，被打死了。”一大早，向导跑来说。 原来就在昨天，同住这家酒店的“邻居”，一个突厥生意人，不听劝告，带着安保队出去了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刚才酒店得到消息，他死了。 来的这些天，我们经历了不少惊险事儿，但并没有近距离接触死亡。现在，就在我们身边，就有一条人命丢在了这里。这件事带来的冲击感，近且醒目。沉默中，对自己在此的命运，多了一丝担忧。为那位陌生的朋友默哀。 我们问向导，像土耳其商人这样的外地人，跟本地势力也没有什么瓜葛，为什么会被打死呢？ 他的回答让人震惊：“被打死的可能性太多了，可能是别人在试枪，就把他给打死了。在这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、哪儿，就会有子弹飞过来，然后就有人突然倒在了地上。” 在索马里，生命是如此的脆弱，如此的一文不值。甚至不需要其他理由，仅仅就是因为试枪，或者流弹，一条生命就能轻易的消逝。
震惊之余，我们还是得整装待发，继续出去探寻摩加迪沙。我们的时间不多，我们还有很多要去的地方。 今天的目的地非常特别，安保队长给了我们一个惊喜；准确的说，是圆了我的一个梦。 装甲车没有驶向城市深处，而是开往了郊区。走了一段之后，就感觉这段路与往常不一样。虽然这座城市里的每一所房子上，都有子弹孔，但是这一带的建筑更甚，说千疮百孔，一点儿不带抬举。 看着那些废墟，我尽力在脑海里还原，这些屋子被破坏之前的样子。它们曾经应该是豪华的、荣光的，可是如今，只剩下残垣断壁、瓦砾满布；外面破败不堪，内里杂草丛生，与各种各样的生活垃圾为伴。 或许，这些就是索马里的独特之处，和魅力所在吧。
它是独一无二的。 装甲车停下，安保队长率先跳下，指着一个“新鲜玩意儿”让我们看，并介绍说，这个东西的名字叫“Baby”。 大伙儿靠拢过去，惊奇地发现，这个叫“宝贝”的家伙，居然是一辆锈迹斑斑的军用装甲车！——现在已经被附近的居民用作垃圾箱了。
安保队长说：“有十个人死在了这里面。” 听到这儿，我似乎想起了什么，扭头四处看，这里一共有三个这样的“垃圾箱”。我知道它们是什么，虽然其表皮上的“UN”字样，已经被时间和阳光、风沙给抹掉了——是的，它们是美军三角洲特种部队，和联合国部队遗留在这里的轮式装甲车。索马里民兵在当年“摩加迪沙之战”中，缴获的战利品。 弹痕和榴弹炮炸开的窟窿，没有被岁月洗去，依然深深地烙在它们身上。 安保队长继续介绍着：“这几辆装甲车不算什么，他们还打下过飞机。”他指了指前面的一条路，“当年那些民兵们，拖着美国人的尸体，就是从这条路上走过的。” 听到这里，我确信，是的，没错，我现在站着的地方，就是当年电影《黑鹰坠落》的真实现场。这条街道，就是鼎鼎有名的“摩加迪沙之战”的主战场。
怪不得一路走来，这里没有完整的建筑，门窗已经腐烂光了，墙壁和破洞上，也呈现风化景象。 安保队长走到马路中央的一个位置，站住，指了指天上，然后说：“当年，美国人的飞机就掉在了这个地方。” 我很激动，有点儿梦想照进现实，身临其境的感觉。
我终于到了种植我索马里情结的现场。 快步跑了过去，我边扭头四寻边问：“黑鹰呢？” 答案有些让人失望，黑鹰直升机已经被当地的居民拆掉了，什么都没留，鱼骨都没剩下。这些年，世界各地，也有一些像我们这样的人，来这里寻找“黑鹰坠落”的现场遗迹，或者想寻几片“黑鹰”的残留配件收藏。附近的老百姓，把战利品拆得片甲不留，他们把那些东西藏在家里，对外出售。 失望归失望，我是兴奋之情不减。此时此刻，看着周围的一切，开始在脑海里还原《黑鹰坠落》里的景象。 眼前的一切虚幻开了，幻灯片似地闪过电影里的镜头，我都有些恍惚了，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在现实里，还是电影里。仿佛我们就身陷那场战争的漩涡之中，一切都是那么的真实，感觉和大片完全不一样。
周围炮火纷飞，子弹虎啸，战机盘旋。 我闭着眼睛，贪婪地嗅着这里的空气。 昨夜好像刚刚经过炮火的洗礼，此刻宁静的空气里，都带着还未完全消散的冲突分子，火药味扑鼻而来，伴随着燃烧的味道，充斥着我的每一个感官，真实而激烈。
“1990年，这里发生了交火，死了很多很多人。”安保队长指着黑鹰坠落点正对门的一所房子，说，“这就是我家原来的房子，在那次交火中被炸掉了，我的两个兄弟也在那一次冲突中死掉了。” 又一个突然的故事，原来队长是那场战役的亲历者，现场感就更加真实了。我看着他，试图从他眼神里寻找到点儿什么，甚至忘了去安慰。 游骑兵、三角洲特种部队、第十山地师特遣部队、海豹突击六队——几乎近现代美军参与的重要军事行动，都有他们的身影，最近的抓捕本·拉登行动，就是由他们完成的。这里却成了他们的滑铁卢。当时，索马里人无论派别、势力，都站在了反对外来者的统一战线上。身旁的民兵倒下，旁边的另外一个人捡起死者的武器，继续射击、战斗。 美方视这次战役为耻辱的失败一战，其实索马里方面，民兵和普通民众死亡人数超过一千，受伤人数则在四千左右。他们才是最大的受害人。 安保队长说：“原来这一带都是我父亲的地盘，因为那次战争，
这里的一切都被毁掉了，我们家族，也瞬间变得一无所有。”他的表情波澜不惊，没有任何变化，但他转身的那一刻，我还是看到了失落。 通过房子的残迹，从规模上可以看出，队长原本是一个“富二代”，地主。如今却只能给人做安保，拿生命来保证生活。 兴奋过后，心情像黑鹰一样，急速坠落，变得很复杂。有对夙愿终了的感慨，也有对很多像安保队长这样，被战争毁掉生活的人的同情。 战争，就这么真真切切地改变了我们身边的一个人，一生的命运。 4. 沉默的难民营，干净的笑脸 索马里有两张名片，混乱和贫穷。
混乱我们已经见过很多次了，我认为这整个国家都是贫穷的。向导说不是，我带你们去看真正的贫穷。 向导说，在索马里，到处都是难民营，随处可见。在摩加迪沙，市中心、郊区、南部、海边，都是难民营，他随便就可以带我们去看无数个难民营。 这是一个在摩加迪沙城市中间的难民营。在马路下面的低洼处。一样望去，很大的一片，都是难民们居住的棚子，各式各样的，密密麻麻。
我无法说它们是帐篷，甚至连茅棚都算不上。几根竹竿，几块木片儿，或者铁丝什么的，上面绑点儿塑料布，再搭上各种各样的破布片儿，还有塑料垃圾袋等，能挡风挡雨的东西都能用上。 我们可以下去吗？向导点点头。难民营里没有暴力，这是他们给我的暗示。
走进难民营，第一个进入我们视线的难民棚让人触目惊心——这个甚至连棚子都算不上，一些石头围在那儿，圈了个小餐桌那么大的一块地方，一些树枝藤条编扎起来一个骨架，上面连布片儿都没有，这就是一个稍微大号点儿的鸟笼子。向导介绍说，这个“笼子”，是一个两口之家的难民的房子。
一个人蹲进去都很拥挤，而且完全没有遮风挡雨功能的地方，却是两个索马里人的家。
向导指向一边，那是一个用几根稍微粗壮点儿的树干，支起来的棚子，上面盖上了一块完整的油麻布。向导说，它就是这块地方最好的房子。 刚才在马路上往下看，这里只不过是一块低洼的弹丸之地，走进去之后，才发现这里的容量，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。棚子一个挨着一个，没有规律，能生存的空隙，都有人生活在那里。
就这么一块地方，拥挤地生活着成千上万的索马里难民。
生活垃圾、碳灰、污垢、不明的腐烂物……随处可见，各种刺鼻的味道混杂在一起，让人呼吸苦难。这就是难民们真实的生活环境。 很多人，特别是孩子们，他们出生在这里，成长在这里，很多也夭折在这里。 与我们前面几天在外面看到的遍地是枪、人们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和冷漠不同，这里的人给我们展现的，是另外的一幅画面。 很少看到枪支，居民们对这些远方的客人也没有排斥，很客气。虽然没有条件邀请我们去他们的“房子”里做客，但脸上都带着友好的笑容，站在自己“家”门口，跟我们打招呼，和送上祝福。孩子们围绕在我们身前身后，把一张张的笑脸凑到摄像机前。有些胆小的女孩，躲在棚子后面偷偷地看着我们，满眼好奇。
跟世界上所有其他地方的孩子一样，他们的笑脸，可能不是那么的干净，但是一样的纯真、善良。
在随处晾着的衣服上，还发现了许多中国元素，充斥在这个难民营里：一些印着中文的企业文化衫，在活动结束后被捐赠到了这里；还有明显中国南方工厂作坊里，制作的仿制运动服，也解决了一些人的穿衣问题。 向导告诉我们，这里原来是摩加迪沙的城市中心，虽然不是特别富庶，但也绝对不是现在的光景。后来，这里就被美国人摧毁了。现在这里没有水、没有食物、没有药品、没有衣服，总之什么都缺。这里的人们，也不知道那一天，自己的丈夫、孩子甚至是自己，就会饿死、病死。 “他们没有吃的，维持生活的粮食从哪里来？”梁红问。
“完全靠救济，联合国粮食署会不定期来发放一些吃的，但是那些远远不够。很多时候都是几家人分吃一顿饭，一餐顶好几天。” “那他们不用工作吗？或者去种一些东西？” “没有工作，摩加迪沙也没多少还正常与转的企业了，根本没有岗位提供给他们。种地也一样，他们没有钱就买不了地，买了地还得武装保护，否则就会被抢。这个代价太大，他们承受不起。” “那他们每天都干什么呢？” “待着。” 一个城市的中央，一个像潘多拉魔盒一样的地方，里面充斥着灾难、疾病、饥饿……却又如水般的安静。
仿佛无声控诉，也仿佛默认宿命。
安保队长向我们发出邀请，他说自己新家所在的社区外面，就有一个难民营。他希望我们能去看一看那里，用摄像机记录下来他们的真实生活，在电视上播出，让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，能够看到自己同胞们的苦难，继而提供一些帮助。 这是一个无法拒绝的请求，也是义务。 在社区里，我们竟然发现了“一间”学校：用木栅栏围了一块三十平米左右的地方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没有黑板、没有讲台、没有粉笔、没有桌椅、没有课本、没有纸笔，一切与学习有关的工具都欠奉。只有老师和学生。 孩子们都挤在一起站着，听老师讲课。
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战乱之后，索马里的教育系统已完全崩溃，蓦然一间学校的出现，对我们四个中国人触动特别大。 政府没了，国家一片废墟，人们的生活都没有保障，温饱都是巨大的问题。在如此条件下，这里的人们，还是在向往着学习，不让教育的火种熄灭在艰苦的环境里。
5. 绝望医院的“中国留学生” 离开难民营后，在向导的指挥下，司机把我们带到了一家医院。 这是我们到达索马里之后，看到最豪华的一栋建筑了，也是唯一一栋从外面看上去没有弹孔的大楼。 这所医院，也是目前摩加迪沙境内，唯一的一所正规医院，据说是80年代的时候，中国政府给索马里援建的。看上去也颇具中国风，下面的墙体被涂成绿色，上面则全部被粉刷成白色，典型的“Made inChina”。
推门进去，里面熙熙攘攘，人非常多，男女老幼皆有。声音嘈杂，叫喊声、谈话声、呻吟声、小孩大哭声……在这里，我们也再一次看到了许多背着枪的武装人员。 向导解释说，这所医院目前是属于本地某一派势力的，自然有他们的武装人员保护。而与之相对的，是大厅的墙上有一个标志：一个红色的圆圈内画了一挺AK47，然后一道倒斜杠划下来。意思不言自明：禁止携带武器。 在往里面走着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了有人用中文向我们问好：“你好。”
脚步一下子就被拽住了。这是我们到达索马里之后，第一次听到外人说中文。转投看过去，是一个年轻的黑人小伙子，带着一顶穆斯林的帽子，身上穿着白大褂，胸前印着四个汉字：武汉大学；面孔也很不东方。
他看上去比我们还意外，热情地和我们握手，不停地说着“你好，你们好！” 我们颇有些惊讶，问了句废话：“你会说中文？” 他点点头，说：“你们是中国人？” “是的，我们是从中国来的。” 他再一次伸出手，重重地和我握住，说：“中国，我喜欢中国！我是阿拉伯人，在迪拜长大。后来去中国的武汉大学留学，那是所很美丽的学校。我在那里学医，学成之后就来到了索马里，在这所医院里当医生。” 倍感亲切之外，我们也被这个年轻人的选择所打动。成长于富庶的迪拜，在武汉大学这样的名校留学，最后却选择了来索马里，这个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国家，行医救人。
他说：“虽然我出生在迪拜，但是我的父母从小就告诉我，你是索马里人，我们的祖国是索马里。所以当我在中国学习完了之后，就决定一定要回来建设我的祖国，帮助我的同胞们。” 伟大不在别处，就在身边；不在追寻，就在一念之间。
自然，这个小伙子就成了我们医院之行的向导，他带领我们去参观整座医院。 首先去看的，是一间照X光的房间。房间里也聚集了很多人，一个黑人医生在靠窗户的角落忙碌着，脸上尽是焦躁。靠墙有一台照X光的设备，是很早很早以前的，在中国早已经被淘汰不用了。那个小伙子说，这是他们医院里最好的设备了。 接着去了手术室，设备也非常简陋，两张架子床代替了手术台，没有任何心电仪器，几盏照明用的手术灯也是拼接的。许多的苍蝇在房间里在飞来飞去，肆无忌惮。
小伙子说，其实手术室他们很少用到。因为这里缺设备、缺药品、缺人员，很多手术根本无法实施；很多人也根本没有就医意识，等病危来到医院的时候，几乎就无法医治了，也根本无需手术了。 下一站是病房。说是病房，其实就是一个室内难民营，一个病房里住着几十人，甚至一张病床上就躺了好几个人，还有躺在地上的。病房里的味道无法形容，刺鼻难闻。数不清的苍蝇在病人头顶、身上盘旋着，病人们也不驱赶。
一个妈妈抱着孩子站在病床前，母子两人的眼睛都瞪得特别大，直勾勾地看着我们，那个妈妈看上去也十五六岁的样子。梁红走过去，想给那个孩子一颗糖吃。那孩子也不拿，一动不动，呆滞地看着梁红。那妈妈做着手势，微笑着友好地跟我们说着些什么，大概是她的孩子生病了，不能吞咽食物之类的。孩子依然直勾勾地看着我们，牵他的小手也没有反应。这一幕颇让人心酸。
接下来，我们去了ICU病房，重症监护室。在我的印象里，那里面应该是布满了各种设备，什么心电啊、监护啊等各种治疗仪器。进去之后，我们吓了一跳，里面人满为患，也没有看到任何的设备。 我问：“你确定这是ICU吗？”
“对，这是ICU。我们没有设备，只有……”小伙子苦笑，用手数着说，“1、2、3、4、5，只有5张病床，没有任何设备。”
放眼望去，我们看到的能称为设备的，只有一台电风扇，和一个家用制氧机。 一楼的最后一间屋子，是医院的血库，可那更像是一个等候室。因为里面空空如也，除了两排椅子什么都没有。 “你们医院没有备用的血？”答案我已经知道。 “没有，没有血，什么备用的都没有。”小伙子无奈地笑着摇头说，“这里没有血清、没有药品、没有钱，病人们也没有食物。” 走上二楼，楼道里堆满了人，还有很多病人就躺在楼道里。有些父母看见我们的外国面孔和手里的摄像机，就拿着孩子的X光片给我们看，然后指着自己的孩子说：“我需要帮助，我的孩子需要你们的帮助。” 看着那些孩子无助又呆滞的眼睛，我的心里隐隐作痛，梁红一路也无话，眼圈一直是红红的。
我们能做的实在太少了，提供不了他们需要的帮助，我甚至都不敢再去看他们的眼睛，怕辜负他们的希望，让他们失望。 那个小伙子送我们出来，最后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希望你们能让更多的人，看到这里的状况。我们需要更多的人，来帮助索马里。” 所有人都心事重重。今天在难民营和医院里看到的一切，都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里。我们见到了太多悲伤，却无法承载，也无法释放。 他们的苦难，他们的无助……而对这一切，我们无能为力。 6.“至少我还活着呢” 索马里，就像一个双面性格的神秘人，这是我来索马里这些天的感受。枪口代表了她的暴戾，笑容代表了她的友好。 驶过一座清真寺，我们也终于看到了索马里“虔诚”的一面：这个被恐怖覆盖的城市里，有很多清真寺，虔诚礼拜的穆斯林们，安静而肃穆。我们甚至一个有信仰的过度，在那一刻我甚至有点羡慕。 在一个战乱不断的国家，一个社会体系、教育、司法、医疗机制都崩溃的国度里，宗教信仰没有被磨灭掉。
时间在催促我们，摩加迪沙的面纱，我们才紧紧掀开一角。 下一站，有一个相当响亮的名字：索马里国家大剧院。 ——准确的说，是剧院的残骸。这家剧院也是中国政府援建的，经历过这么多年的战乱后，已完全被毁掉了，只剩下外墙；里面没有舞台，没有座椅，顶棚也只剩下骨架，变成了一个露天剧场。 摩加迪沙没有什么大型的集会场所，这个剧院，便成了当地人举办公共活动的唯一场所。前几任总统的选举、几个大军阀之间的谈判，都在这里进行。还有一些武装势力内部的大型会议，也偶尔会在这里召开。颇有点儿梁山泊行聚义厅的意思。 向导告诉我们，这个剧院是军方管辖的，外人是不得进入参观的，他打通了私人关系我们才有这次机会。 在一个月前，这里又发生了一次自杀式爆炸事件。当时大约有两百多人聚集在这里，庆祝索马里卫星电视网开播一周年。
在时任索马里总理发表讲话的时候，一名年轻的女子，引爆了捆在自己身上的炸弹。 至少有十几个人当场丧生，包括索马里奥林匹亚组委会主席和索马里足协主席，都现场死亡，还有几十人受伤。 仔细看去，剧院里还残留着那次爆炸的痕迹。一些被炸毁的桌椅的木块，散落在四周，地面还有一块块干涸的血渍，以及一些被炸得残破的栏杆、墙体。 退出来，剧场的院子里，有一些遇难者的鞋子，堆积在一个树坑里头，遗留在了这里。看着那些残破的鞋子，汶川的梦魇袭上心头。我脑海里在还原当时爆炸的情形：人们互相拥挤着、哭喊着，鲜血流了一地，有些人无助的在地上爬行着求救……在一个月以前，这些鞋子还穿在一个个鲜活的人脚上，现在他们躺在那里，它们的主人的生命，已随着一声巨响消逝了。
我去过不少灾难的现场，每次看到那些逝去的生命，留下的痕迹，我的内心都万分悲伤，没有所谓的硬汉，眼泪骤降；这一次更甚，因为之前那些灾难都是天灾，而眼前这次，是人祸。 向导挥手让我们过去。在院子的一棵树的树荫下，有个看上去十五六岁的孩子，坐在一张席子上，腿上盖着一条黑布。我们走近，向导把那孩子腿上的布掀开了，变魔术般，许多苍蝇飞了出来，梁红吓得后退了一步。
被眼前所见惊怔住后，梁红赶忙表示歉意，自己没有嫌弃和不敬的意思，纯粹是本能反应，确实是被吓到了。我完全能够理解他的这种反应，因为我们面前这个孩子的腿，实在是让人不忍直视：他两只脚的膝盖以下，皮开肉绽，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，到处都是炸伤、烧伤的痕迹，还能看到骨头和筋脉，腐烂的肉里面还趴着蛆。 这是灾难留下的印记，将无形的暴力在一个孩子的腿上，具体呈现出来。
如此残忍，如此触目惊心。梁红红着眼睛问是怎么弄的，安保队长代答：“就是在剧院集会的那场爆炸里，他被炸成这样。他的父亲、姐姐，全家人都在那场爆炸里丧生，他们家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。” 也许我们看到的遗留在爆炸现场的那堆鞋子里，就有几双是他的家人的。 整个过程中，那个孩子一句话没说，就一直冲着我们笑。梁红心疼地问他：“疼吗？” 他歪了一下头，没回答，依然冲着她笑。梁红问安保队长，这么惨，他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呢。
安保队长用索马里语跟他交流几句，那孩子非常淡定地回答了一句话，说完依然冲着我们笑着。那孩子说：“至少我还活着呢。” 这句话一出口，我们四个人脑子里已经空白了，全是惊诧，彻彻底底的被征服。什么励志故事、什么心灵鸡汤，都没有此时此刻我们面前这个可怜孩子的这句话，那么有力量，那么有冲击力。来索马里这些天，经历了那么多事，看见了那么多人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如此震撼过。
如此背景，如此一句话，注定会让铭记终生。那一刻，无论多么内心强大的人，都会为之动容。一向大大咧咧的我，像被击中般，直指心窝。我想把自己亲眼见到的这个孩子的故事，转述给所有能够看到这本书的国人。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的人们，应该好好地珍惜现有的东西。我们太多的人，每天花了太多的时间，在抱怨在怨恨在计较，可是我面前这个失去了家人失去了双腿失去了一切的孩子，却乐观地告诉我，至少我还活着呢——活着已值得庆祝。 孩子依然在笑着，我们却笑不出来，现场的气氛有些凝重。
外面波澜不惊，众人心里已经翻江倒海。 “中国和索马里人民友谊万岁！中国和索马里人民友谊万岁！中国和索马里人民友谊万岁！” 又是中文，把我们被感染的情绪拉回到现实中来。看过去，两个老人走了过来，一男一女，满脸笑容，非常热情地跟我们打着招呼。那个老头，张开双手，继续说：“中国和索马里人民友谊万岁！” 他再次连说了三次，是中文。虽然有很重的索马里口音，但是能听明白。
紧接着，这俩老人就在我们面前开始载歌载舞，他们的唱的歌也是中文的：“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，多么温暖，多么慈祥，把我们农奴的心照亮，我们迈步走在呀，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……”
“唉，巴扎嘿！”我们也跟着唱了起来，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老北京人来说，这首歌太熟悉不过了，《北京的金山上》。 这些天来，接踵而至的各种意外和惊喜，都没有这次来得直接而立体。在千里之外的异域他乡，听到有人在唱着我们小时候的歌曲，你能想象到那种埋藏多年的思绪，瞬间喷涌而出的感觉么？ 唱完，所有人都开始鼓掌。在刚刚那种紧张，还带着点恐怖、阴森的氛围中，突然来了这样的两个老人，气氛瞬间就变得欢乐起来。 老人跟我们讲，他去过中国两次，还说中国政府援建这家剧院的时候，他们就在这里了，他们是剧院的看守人，守在这儿四十年了。 不知道我用“传奇”来形容他们有没有托大。
我是发自内心的。 他们和蔼、亲切的笑脸，我看不到一丝对生活的担忧，和对周围环境的恐惧。这是索马里之行来，见到的第一幅媒人消极内容的笑脸。 在这个到处充斥着暴力和子弹的国家，他们保持着最普世的微笑。 梁红把相机递给我，她要和两位老人合影。早说过，在索马里，我们不敢相信任何人，特别经历了前任安保队长勒索的事件之后，更不敢和任何人有身体接触。但是这一次，梁红没有顾忌，我也没有担心，听到“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”的那一刻，我们已经完全交出了内心。
他们热情洋溢的脸，直入人心，我们能够毫无条件的信任他们。 梁红和两位索马里老人搂在了一起，我按下了快门键。 这是我们这次索马里之行，唯一的一张和本地人的合影。照片上的三个人，年龄、衣着、肤色都不同，但是有着一样的笑容。 7.索马里的曙光 “放下枪，拿起笔。”墙壁上的一个标语，这是我们在索马里看到的最具正能量的句子。 在索马里的最后一天，我们身在一所学校。
摩加迪沙曾经有一所高等学府：索马里国立大学，在战乱中关闭了。而2011年中国国庆节期间，在摩加迪沙，索马里过渡政府的教育部办公楼，发生了一次自杀式汽车爆炸袭击，造成70人死亡，数十人受伤。自此，索马里的教育系统正式瘫痪，现在只有少数私立学校在继续授课。
这是一所私立大学——说是学校有点儿托大，因为只有几间教室。
向导介绍，摩加迪沙还有一些类似的大学，都是免费提供教育，不用报名不用缴学费，只要你想学、愿意学，就随时可以来，听得懂就行。 偶遇校长，很年轻，跟我差不多大。又一个在海外求学归来，立志建设祖国的索马里人。他介绍这所学校，只有艺术类和商务课程，资源有限，只能教授以后建设索马里用得着的知识。 校长带我们走进了教室，光线略显昏暗，教室里的温度接近40℃。外在环境严峻。
大约有五六十个年轻人，挤在这间三十平米左右的教室里，两三个人甚至更多，共用一张课桌。教室的左边是女生，右边是男生，中间有一条狭窄的过道，予以区分。女生们还都带着头巾、面纱，只露出眼睛。
在阿拉伯国家，伊斯兰教的教义里，男生女生是不允许在同一间教室里的，必须要严格的分开。但是这些年轻人，还是冲破了宗教的一些枷锁，坐在了一起，学习知识，吸取能量。 信仰虔诚于宗教，求知而不受困与宗教。 我们之前，在摩加迪沙街头见过冷漠和暴力的眼神、在贫民窟见过天真和无奈的眼神、在医院见过呆滞和绝望的眼神、在剧院见过坚强和和蔼的眼神；在这里，我们又见到了索马里的另外一种眼神：专注和求知欲。 无疑，这种眼神正代表着索马里的希望。 还让英语好一些的梁红，给学生们讲几句。 梁红问，你们知道中国吗？他们只知道长城、熊猫，和成龙。希望有机会能走出去，去中国看看。
有个学生站起来问梁红：“你喜欢北京还是喜欢摩加迪沙？你喜欢中国还是喜欢索马里？” 梁红迟疑了一下，可能觉得回答喜欢索马里和摩加迪沙，会跟他们拉近一些距离感。但她还是本能反应的回答，喜欢自己的祖国，喜欢北京。 没有冷场，底下学生们开始鼓掌。班长就站起来说：“如果你说喜欢摩加迪沙，那你就是在说假话。只有热爱自己的祖国的人，才是好人，才是善良的人。” 这就是索马里人的价值观。 在回程的车上，大家讨论着索马里人的业余生活。他们国内唯一的一家因特网公司，早在2001年就关闭了。
在互联网覆盖全球的年代，索马里却是一块盲地。通讯这块，十年前是每千人有固定电话或手机1.5部，十年过去了，手机在这里也依然是奢侈品。 索马里的文化流传，依然断层，没有链接，没有传承。 边上的向导听了，摆摆手，说：“我带你们去看一个地方。” 一栋比医院豪华得多的大楼，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。这也是我们在索马里，看到的第一座能称得上是“现代化”的建筑。向导介绍，这是索马里国家电视台和国家电台。 通过向导的沟通，我们被允许进入大楼参观。 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虽然里面规模不大，但是演播室、直播厅、操作间等，都一应俱全。
工作人员在简陋的环境里，忙碌地工作着。因空间狭小，我们都只能站在门口看，无法进去仔细观摩。 电台的一个负责人，把我们带进了他们的资料库。 这是一个额外的惊喜。走进去的那一刻，我瞬间兴奋了起来，要了解一个民族、挖掘一个国家，他们的历史和记忆，大多珍藏在电视台的的资料库房里。 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六十来岁的大爷，当他得知我们是来自中国的之后，面露悦色，让我们跟着他走。他在寻找什么东西，我们跟在后面参观。 这里很像以前那种很旧、很狭窄的图书馆，一个个林立的书架密密麻麻地矗着，上面摆满了东西。最上面一层的空间也被充分利用，直接戳到了天花板。
架子上的东西都都很陈旧，破败、泛黄，看上去都有些年月了。 不出意外，这里面东西，皆是有价值、有意义的资料，记录着索马里建国以来，那些历史的瞬间。 我由衷地钦佩这些索马里人，在这样的战争、混乱年代，能够保存下来这么多的影音、影像资料，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也正是因为这些东西的存在，索马里这个国家才有记忆，索马里的人民才有根。 老爷爷站在一个架子前说：“这三个架子上，保存的是多国语言资料。” 他翻出来一盘磁带，递给我们看，上面标注着1996年录制，具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不知道。他说：“这是非常珍贵的资料。”然后把磁带打开，绕在一个非常老式的录音机上——老到我这个年龄的人，小时候都没见过。
按下按钮，接下来的声音旋律，又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：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共产党一心为人民……” 唱歌的不是中国人，口音很重。老爷爷咧开嘴笑了起来，说：“这是八十年代，用索马里配器配乐和中文录制的。” 节奏一响，就特熟悉，感觉很荣幸、很激动，那一刻，民族自豪感喷发而出。异国他乡，我们找到了维系两个国家友情的纽带。 我压根就没能想到，此次索马里之行，会有这样的额外收获，能够捡到这个资料库、听到这些珍藏的珍贵影音资料。虽然索马里有战争、有饥饿、有贫困，但是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并不空虚，他们留住了自己的历史和记忆。 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！”这熟悉的旋律出现的瞬间，就打破了我们对索马里原来的所有认知。原来我们以为这个苦难的国家什么都没有，但是那一刻我们觉得，他们依然拥有很多，甚至是其他和平的地方没有的东西。 至少历史还在，至少还有一些人牢牢守护着民族的根。能珍重历史的民族，一定能创造未来。 我们在索马里的最后一站，是摩加迪沙的杰济拉海滩（Gezira Beach）。
索马里拥有非洲最长的海岸线，风景优美的海滩，是这个国家的骄傲之一。我们此时所处的杰济拉海滩，曾一度是索马里最受欢迎的度假圣地。随着常年的战争和索马里海盗的出没，这片海滩已经失去了其吸引力和活力。 眼前，没有各种各样穿着泳衣的人群，没有嬉水玩沙子的孩子。滚滚的波涛中，也没有冲浪板和快艇。岸边沙滩上，只有从海里冲上来的垃圾和枯木。虽然看上去有些萧条，但是脑海里，依然能想象出它曾经繁华荣光的样子。 无论怎样，它依然是一片漂亮、唯美的海滩。 在这片非洲最美的海滩上，这些天来一直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的我们，松懈了下来。
安保队员们换掉了自己严肃的一面。他们有的放下枪，脱掉上衣，跳进了海里，向远处游去；有的奔向了远处在沙滩上光脚踢球的人群，背着枪加入了他们，一起奔跑着，追逐一个破旧不堪的足球。
——这些天，跟他们朝夕相处。在我的眼里，他们每天都是那么的严肃和警惕。此刻眼前这些，完全都是我想想不到的画面。
没有咖啡和冷饮，我和梁红坐在岸边的凳子上，掏出矿泉水摆上，再点上根香烟，惬意无比。海风阵阵吹来，吹散了所有的疲惫和紧张。眼前碧海蓝天、银沙连绵，几个人在海里钻入浮出，海滩上一个皮球带领着一群人追逐嬉戏。 人不多，反而带来一片祥和和宁静的感觉；后背是高耸入云的清真塔，还有一排排古老的阿拉伯城堡。 如果我们身边没有武装安保，我们没有穿着防弹衣，我完全有理由认为，我和梁红，现在身在一处黄金海岸，悠闲地度假。 …… 这就是索马里，我们亲历的索马里。 虽然这个国家依然混乱无序，每天都在上演着悲剧；
虽然这里的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饥饿和死亡无时无刻地在威胁着他们；但是他们的另一面，依然倔强地保存并延续着。在困苦中，依然有许多人保持着微笑和乐观，有许多人回到这里志愿援建自己的祖国，有许多人在孜孜不倦的学习，期待美好明天…… 许许多多的索马里人，都相信还有美好的未来在等着他们。
我们也相信，这个国家和他们的人民，会一天天的变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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